第370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

    上回讲到元朝的陈年旧事，并从侧面映衬出元朝“短命”的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蒙古铁骑战力骤降。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说明朱元璋给自己的政权起名字，也参照了“元世祖”的做法，因为《易经》里有云“大哉乾元”。“元”是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之首，世间万物的成长过程都由“元”开始，才用这么好意义的字来做国号。很显然，单凭忽必烈自己做不到，因为他的汉文化修养不够，还得靠其身边的汉人幕僚。

    “大哉乾元”之所以叫“大”，不仅仅是因为疆域很大，还是因为蒙古族人家自己的国号就叫“大蒙古国”。

    “蒙古”的国号来自于“成吉思汗”，其国号用回鹘化的“蒙古文”是这样写的，翻译过来就是“大蒙古国”，后来改用“八思巴文”。这一国号也符合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以种族名或部族名作为国号的一般规律。

    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元1271年启用“大元”作为“元朝”的国号后，“元”这个国号在“老蒙文”（八思巴文）中仍然沿用着。所以，“元朝”其实还可以叫做“大元”，这就让也先、达延汗、俺答汗等蒙古族杰出首领们，在凭借武力统一大漠草原后，即便明知道“元朝”已经灭亡了多年，但仍念念不忘要恢复元朝统治。

    “大蒙古国”相对于“大元”这个“国号”来说，因为“蒙古”二字带有明显的种族意味与外来征服者的色彩，因此就很容易遭到被征服地区广大百姓们从心理上产生排斥，引发各种对抗行为。所以后来就被弃用了。

    西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发《建国号召》，并正式确定“大蒙古国”入主中原后的国号为“大元”。

    而这一次的国号确立，跟“宋朝”之前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是一种全新的国号确立方式。毕竟人家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并且在当时也是由外族入侵中原而成就大事，既没受到过“中原皇朝”的任何封爵，也没有合适的发源地名可用，既然要想符合“正统”，而且“名正言顺”，就必须在“国号”上下功夫，不能太随意。

    因此，“元朝”的这个国号就得有美好之意，并且还要跟汉族文化息息相关才行，方便对方接受。在这一点上，“明朝”、“清朝”的国号取名办法“如出一辙”，只是其中各有玄机，解说起来会浪费不少时间罢了。

    “满族”的祖先原本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女真部族”，而“女真”最早在汉文中以“肃慎”之命出现，可追溯到秦汉之际与“匈奴”并列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东胡部落联盟”。不过，“东胡”在近代被外文译成“通古斯”。

    所以，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即定国号为“大金”。不久，为区别于历史上的金国，又改称“后金”。

    很多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受其统治，再用“后金”作为国号已不适应了，并且汉人因受到“靖康之耻”的历史影响，对金人素怀恶感，而“后金”一类的国号对招徕汉人并非所宜。所以，皇太极在继位后的第十年即天聪十年（西元1636年），将“后金”改国号为“清”。对于皇太极为什么要以“清”作国号，有两种说法。

    一说在改“后金”为“清”的前一年，皇太极已废除“女真”族号，并将其由“诸申”（肃慎）改为“满州”。而“满州”在满语中读音近“曼殊”，本是“佛名”，意为“清之帝王”，是佛的化身，并代表着“普度众生”之宏愿。

    因此，皇太极用“清”代替“金”，对笼络各族人心和进一步取代“大明王朝”，其作用都比“大金”或“后金”来得高大上。与此同时，皇太极还为推翻和取代“朱明王朝”大造舆论，说只有“有德者”才能统治天下，“唯有德者乃可称天子”、“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这些话，便成为他那所谓“天命归于有德”思想的核心。

    而皇太极所说的“有德”，便含“清”的意思，恰与“满州”语意相合，所以就用“清”来作国号了。不过，另一说恰好相反，系舍义而求音，因为在满语中“，清”即“金”的谐音，汉语的“清”即满语的“金”，把“金”改为“清”，是改“汉”而不改“满”，其目的仅是适应进攻明朝的需要，让汉人易于接受既定事实罢了，并无玄机。

    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满语中对贵族夫人的称谓“福晋”为例，说“福晋”起初叫“夫金”，后改称“福金”。最后才叫“福晋”，所以“夫”与“福”，“金”与“晋”在满语中是同音，因此据满语音韵，“清”与“金”也音同无疑。

    此说还以沈阳（即"清朝旧京）的抚近门匾额为证。匾上汉文写的是“大金”，而满文写的是“大清”。这块匾额乃是"天聪年间立的，那时尚未改号“清”，而满文里却已称“清”了。两种说法情由不同，但都认为改国号为“清”是出于政治需要，主要是以此来笼络汉人，从而为取代“朱明王朝”的江山做准备。从这个共同点上去看，当以第一种说法为是，这从后来清朝统治者始终讳言“女真”和“大金”的名称一事上也可得到佐证。

    其实，“明朝”的国号来自与“明教”，而”“明教”和“佛教”一样，都是“外来宗教”。“明教”是从隋唐时期由“波斯帝国”（伊朗）传入中国，在当时被叫做“摩尼教”。“摩尼教”的前身是“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也是一种世界性宗教，但在古代中国却一直被历朝历代朝廷所打压，于是它就想办法适应本土化才能生存。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乃元朝后期流行的一句“谶语”，而朱元璋为何给自己披上“神话外衣”呢？

    其实，在唐玄奘西域之行后，佛教兴盛，明教就与佛教融合，并定名为“明教”，意思是“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意为明教会有一个王来统治人间。于是，朱元璋就借它来让百姓相信自己就是明王，是上天派来管理民间百姓的。可见，“明”这个“国号”的第一个来源，其实乃朱元璋投奔明教而来，欲与日月同辉。

    “明”字还表示日、月的意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自古就有崇拜日月的习俗。朱元璋招兵时，在招兵大旗上还写过“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里实际是反元朝，因为元前是宋，他要反元复宋。

    这是朱元璋对“明”这个字的解释，而日、月构成了“明”，况且中华文化中有崇拜日、月的传统，史籍中更是不止多处提到过有祭日、月的记载。

    古代的皇帝们，每年“春分”时要去朝拜“太阳”，“秋分”时要朝拜“月亮”，而朝拜太阳时是在早晨；朝拜月亮时则是在傍晚，这是中华文化中对日、月朝拜的习俗。而且民间有许多神话与日月有关，比如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等。朱元璋也清楚这些，于是就用这种崇拜命名王朝，希望唤取大家的信任。

    明朝的“明”字处理有日月同辉的美义之外，据史料记载，朱元璋身边的儒士们，还对“明”做出了更为神秘的注脚。他们认为，在古代神话中，“朱明”代表着火神，而“朱明”一词正好把国姓和国号联系在一起，尤为巧合，甚至还有人认为，“明朝”的“明”字还有“压倒元朝”的特殊含义。那么，这又该从何说起呢？

    其实，这涉及到“阴阳五行论”。“朱元璋”认为，想要对“元朝”进行全面压制。光有对传统的继承，还不够。在元朝时，民间就提到了“阴阳五行”，而“五行”之间相生相克。那么“明”跟“五行”会真是的有关吗?

    “元朝”定都是在“北京”，而“明朝”在建立朝代时，一开始就定都在“南京”，后来才迁到了北京。按“阴阳五行”的说法，南方属火，故“明”对“元”来说是“火”；而“火”要克的是“金”，也就是说要“明”要克制元朝。

    所以，朱元璋选择“明”，从“五行相生相克角度来说，他也有深意，且不止是要从武力上打败元朝，更从对民间百姓的精神控制上来全面压制元朝，因为元朝实行了“暴政”，人为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自从崇祯帝朱由检给辽东“边军”的总指挥“征虏大元帅”袁崇焕下了一道圣旨后，“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就开始响彻辽东甚至大漠草原，毕竟此时的明军在“火枪”、“铳炮”帮助下，兵分两路从大漠南北扫荡草原。

    无论漠南蒙古各部，还是漠北蒙古部落，凡是主动投降明军者一概既往不咎，依旧可以在各自地盘上自由放牧；凡是不服明军并聚众反抗者，一律杀死并灭族。当然了，这些倒霉部落的牲畜也被当做军粮。

    于是，在“九边守军”主动出塞的全线配合下，明朝大军不出一个月就平定了大漠南北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部落，将主动归顺者安置在长城沿线以方便暗中监视和管理。接下来，明朝大军就要进攻漠西蒙古了。

    “漠南蒙古”的部落组成很杂，如土默特、察哈尔、科尔沁（喀喇沁）、兀良、蒙古贞、巴尔虎等大大小小一堆游牧部落；“漠北蒙古”则相对而言较为单一，即喀而喀部，也就是俗称的“外蒙古”或“蒙古国”了。

    “漠西蒙古”则由瓦拉（卫拉特）所分裂而成，有四大部落：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在明末清初时，土尔扈特西迁欧洲后，其原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则加入了“四部”行列，又组成了新的“卫拉特四部”。土尔扈特部西迁到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后，被沙皇俄国压迫之事，则不在此讨论之列。

    众所周知，“元朝”灭亡后，“蒙元帝国”的草原部分就分裂成了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为三大部分，即分布在后世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家园被称为“漠南蒙古”，亦即“科尔沁部”；

    分布在后世蒙古国境内的蒙古人家园则被称为“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亦即“喀尔喀部”；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的蒙古部落则统称为“漠西蒙古”，亦即“卫拉特部”，也称“厄鲁特”（额鲁特）蒙古。

    这时，漠西蒙古各部在得知明朝大军席卷了大漠南北的所有草原部落后，顿时惶恐不安起来，毕竟双方之间的实力之差就摆在那里，更何况随着明军缴获牲畜越多，则战马不会太少，无形中提高了机动性。

    一想到这里，漠西蒙古各部之间甚至连彼此打招呼都免了，纷纷赶紧跑路，深怕自己落后成了别人的“掩护”。于是，又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开始了。不过，这些人在西逃途中，劫掠了西域绿洲。

    这倒是让人出乎意料了，因为原本打算“御驾亲征”的崇祯帝忽然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下诏让大军暂时驻扎在河套草原休整，并命令主帅袁崇焕代表朝廷向丢失已久的“关西七卫”发出政令，立即归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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